朱大平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0年，朱大平创办了北京社教文化信息中心，多年与出版接触的工作经验让他找到商机。但从《大国崛起》、《中国的威胁》到《领导干部大讲堂》、《论剑》，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他坦言，“民营出版公司是在‘抢’中生存，干了国营不屑干的活，赚了国营懒得赚的辛苦钱”。
朱大平说，现在出版社依然占据着主要的资源优势，“全国出版发行的总收益是600亿元，其中近300亿元是教材、教辅，教材只能出版社出版，民营出版公司被禁止在外；此外，国有出版社在税收上有先征后返等政策，有些部委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有特定的批销渠道，而这些政策，民营出版公司几乎都没有享受到”。
和朱大平的采访问答，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他的真诚坦率。对政策制约民营出版公司发展，他无奈却也没有不满。他说：“虽然去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承认民营出版其合法地位，但指导意见还是更多地从国企改制的角度来研究民营出版的出路问题，并没有单独就民营出版本身研究它的发展规律，给出更具体的意见。”
可以说，摆在民营出版业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与出版社合作，要么被出版社完全兼并，因为书号问题还是没有放开，民营出版商必须要和出版社合作才能生存。对于朱大平而言，“我们不害怕改革后带来的行业竞争，而是期待市场竞争，期待国资、民资能在同一起跑线上”。而这种期待竞争的权利，好像总也等不到。
在目前的体制下，朱大平创办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和出版社有三种合作模式，一种针对民营出版公司在选题策划上的优势，民营出版公司独立策划编辑图书，出版社只负责出版，像《领导干部大讲堂》就是这一合作模式。这能为出版社建立很好的品牌效应。第二种是利用双方在资源上的优点，民营出版公司对出版社已出版图书重新包装、再版。朱大平说：“由于一些出版社在宣传推广、市场化运作上比较薄弱，许多优质图书没有达到良好的市场反馈。这些图书经过我们重新包装后，往往能取得相较以前数十倍的收益。之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仅发行了三五千本，后来我们重新发行后，卖了10万册。”第三种合作是“新书包销”，利用民营出版公司在发行渠道上的优势，承销出版社新品图书发行工作。
朱大平说，在和出版社合作上，时代华语可以说出了八成的力，但是一年下来，公司要分给出版社1000万元，这占到了公司利润的一半。如果用剥削来形容，则丝毫不夸张。
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为什么出版行业发展依然脆弱？在朱大平看来是因为书号还是牢牢掌握在出版社手中，民营出版公司发展被限制住了。“全国目前没有一家销售额突破10亿元的民营出版公司，如果在别的行业或者产业，早就有许多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企业了。全国新华书店一年销售不到100亿元的市场，却要被近1万家出版社、出版公司抢份额。”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道：“如果书号放开，一年出版码洋破10亿元的民营出版公司很快就能出现。”
既然民营书商不能改变制度，那只有通过自我体制创新来完善、扩展发展模式。面对这样一个产业环境，时代华语并没有被动等待，而是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破解密码。这就是他们前不久打出“解放作家，盘活策划人”的口号，推出 “稿费+股票”，通过这一形式招募国内一流畅销书作者及图书策划人。
时代华语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竞争日趋激烈的图书行业上演的又一场人才资源争夺战。朱大平认为，图书不像其他的行业，它是一群爱书的人从事的行业。现在时代是一个大家都沉不下心来创作的年代，有的作者一年能出5本书，经典的作品需要几年甚至10年的时间去打磨、推敲。只有作者们获得了足够的收入，他们才能安下心来创作。他举例说，民国时期一本书3角钱，北大教授一月能赚100元，可想而知当时教授生活条件是多么惬意。只有好的生活条件，才有条件创作好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