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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我是来自武汉大学的，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李天铎老师，我听了你的发言很受启发，一个小问题，中国的国情包括它的政治体制，还有文化产业的多种属性，以及中国三元社会机构和西方的各种社会基础结构，以及他所具有的文化传统都不一样，那么您在西方的那些例子中已经讲明了，这是我们文化产业园区有很多是非地域性或者政府的作用起的很小，我就想问西方经验在中国现代这个社会结构中，他的经验到底有多大意义上的普世性，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国情底下，我们中国在发展文化产业地方政府在建立文化产业园区中，政府和市场以及社会的边界在哪里？谢谢！
李天铎：我在广州开会提过类似的问题，也有类似的讨论，往往大家一提到西方的案例就会牵扯到国情合不合适，这个思考必须思考，我发现在中国全面的发展，往往国外一步就能够达到，我在很多的思考我都自动帮中国想，帮很熟悉土地的人在想。我们国情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在台湾讲这是推托之词，我现在讲的很多东西思维模式，我看到了中国办奥运，我看中国做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一步到位。因此我们这么高的学府，重新思考这些学术的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这种气度一步到位。
接下来，这个气度我就不讲了，我去过一家公司去访问，他就是几栋大楼，我跑进去，你的工厂呢？没有，我说你的库厂呢？没有。几栋大楼里面就是研发的。我们讲创意那就是创意，他的创意做完了以后，他就拿了一张光碟，交给一家台湾工厂生产，台湾拿到这个单子就跑到苏州去生产。从它的店里面就是一张光碟，结果到了台湾、苏州就是进入园区，台湾为了要发展，政府补助，打造园区，方便大厂商进驻，进驻干什么？减低成本接单生产。我觉得诸位思考这个模式，有这个危险。深圳的老总，还有上海的这位讲的很透，那一些经营模式都存在，但是往往我提另外一个危险出来，我们在这边是不是拼命的打造园区，我讲到其中一种，而是在做什么，做制造，方便什么制造？方便把什么大厂都集中起来，最好的厂集聚，接微利的订单，我们分到很少的钱，压力成本，政府补贴，减税然后把你的租金降低，然后希望你们集聚来生产，这是不是有个危险，这是我提到的这一点。
一个小说家的小说，全部是在一家咖啡店写出来的，如果说出版业集聚，把编辑都聚会在里面，原创的创意不在这里，到了最后进入园区的又是制造，不是吗？大家集中起来编辑、印刷，然后办公室便宜，租金便宜，在这个地方集中，把整个价值链该复制集中的可以集中在这里。要求最高的是创意那一块，往往创意这一块不在这里。还有另外一块西方很明确的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怎么运作？它的关键，它需要很大的资金，必须跟金融机构结合，它充其量叫文化事业，在这个观念里面我想说，我们要理清这个园区，这里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危险的案例，西方的运作，整个运作很成熟，问题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到，他是否可以搞到这样，他写小说在咖啡店写，他后面有一大堆的价值链怎么链接起来，不应该有园区的思维，到了最后跟电影公司结合起来，这个公司你会发现说创造了这么多产业价值，这是大家最仰望的，这创造了太多文化价值，经济价值，问题怎么运作，运作不单在园区这一块。为什么西方不搞这些就能做起来？我觉得中国人把奥运办出来了，把很多工程做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工程，我觉得没有理由做不到，如果真的做不到那13亿人口就要打屁股了，因为这是生死竞争的问题，好了，就这样。
花建：谢谢李天铎教授，李天铎教授刚才的发言不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他的研究成果，而且也从方法论上给了我们启发，不是从空洞的概念，而是举了大量的说服力的例子也问大家，也问自己，为什么《阿凡达》源起不在园区，这个园区里面集聚又是哪些企业？他们怎么和《阿凡达》的上游形成一种有机的衔接，从而提醒我们不但找到一条科学的道路，而且要小心翼翼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讲的非常好的。下面我们也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王辑慈老师！
王辑慈：刚才是我自己要求说两句，时间很紧了，李教授的话，我非常赞同，而且非常有共同语言，我觉得关于集聚的问题，确实是中国人需要思考的。实际上现在再回想什么是集聚？大街上卖羊肉串的集聚，西单卖婚纱的也集聚，我们今天大家来到这儿也是集聚，问题是你集聚来干什么？我觉得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比如说苏州，我最近出的书也讲到苏州几句，实际上是为了减少库存在世界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情况下，我们供应商为了减少库存而集聚然后降低成本。所以是跨国公司非常欢迎这样的集聚，但是对于我们创新型国家来说它的支撑力是有限。我们现在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我们现在有点混淆，我们一会儿可能要发布研究报告，有500多个产业集聚区，我不知道包括哪些，包括旅游的集聚，包括整个创意的集聚，那是不一样的，我想提醒这一点，真正的集聚是西方和中国都一样的，需要创意的场所，需要创意的环境。另外西方还有一个，刚才那位提的问题，也是我研究的主题，关于什么情况下是全球有些散的很远很远，我的书里写跨国公司像站的很高的巨人抛绣球，底下很多人去接它，一方面是底下工业制造业的高度分散，同时它到了这个地方，你建了园区以后确实可能再集聚，但是那个集聚不一定有创意的，我就想说这一点。
花建：谢谢王辑慈老师，她和李天铎老师的发言，仿佛给我们描述了文化产业与创意经济路线图和模型图。在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美国、东京、香港、台北、苏州，可以形成一个集聚的链条，在不同背景下那种产业的集聚和延续的形态又会有它独特的规律，并且他们也将沿着一个基本相似的轨迹不同的从比较初级的形态向更高级的形态迈进。所以，李天铎老师和王辑慈老师的发言又很深刻，同时又很含蓄的回答了有人提出来的后发而先制是不是成为可能，中国的园区起步晚，但是这种发展是不是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呢？他给了我们还有很好的发言。
好，由于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黄埔晓涛：我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几位先生的发言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文化产业园区集群，它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有未来创新发展，它的可能性和科学性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涉及到核心问题，我主持国家重大的文化创意项目，实际上文化城市化和城市创意化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通，是不是有一个集群化、园区化的平台，让它融入到城市血脉当中。能把它融入进来就是生产力的九个要素，货币演化为金融生产力，劳动力演化为信息生产力，生产力九要素成为系统化的发展，我们重视两个阶段，既要重视文化的自主园区化的组织的发展，重视文化城市化、文化的自主的发展，同时文化城市不是金融的产品，它应该是人文的家园，同时每一个城市都是几个文明结构每个阶段的核心结构。我考察研究三个北京历史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上，一个以印刷术为核心的北京头锣鼓巷，一个是以蒸汽机为核心的北京，我们说的CBD，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北京就是中关村，中关村核心技术发展最快，现代服务业和知识服务业的发展演化，因为其他的服务业是生产性的服务性的问题，这个文化是这两方面的融合，我就说这些。
花建：谢谢黄埔晓涛！因为时间关系，下面我们有请张三夕老师和钟伟鹏老师，每个人用一分钟就刚才提出的问题做一个回应。
张三夕：刚才黄埔晓涛老师的问题非常有价值，我们要回答王老师的话，我们做园区究竟为什么？不是为了建园区，而是使我们城市获得一种活力、转型。完了。
钟伟鹏：我用实际的行动来回答你，为什么呢？比如说园区，我们每一次周末的活动，每一次展览的活动，周边的市民传播过来的，就是刚才我演讲主题里面，本身园区的设定就是城市的主动脉，新文化的风向标。谢谢！
花建：谢谢！今天前半场的演讲和对话非常精彩，下面我们休息10分钟，到3点50分下半场正式开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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