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战略规划，刚才刘司长给我们谈到，在国家层面上考虑的是中长期的发展，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导向，这个事情只有政府能做，也是政府必须要做。关于产业结构的政策，前几个月参加中宣部和国家统计局关于文化产业分类的修订的会议，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现在它承载了太多它所不能承载的责任。什么东西应该放在这里是可以说的清楚的，但是你增加了其他很多说不清楚的东西进来以后，它就变得说不清楚了。比如要把官员的政绩与项目合作，就出现了很多地方统计指标的差异。刚才刘司长说的很清晰，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只有北京达到5%，实际看到各个地方报上来的增加值很多都超过10%，什么原因？这就是所谓产业结构政策。这种结构政策，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中央对全国的标准是统一的，各个地方可能根据自己的特色做一点“N+X”，“+”这部分属于地方特色，从国家来说有一个比较的数据，要不然政策出台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研究没有办法根据准确的量化数据进行研究。
政府环境建设，我说的环境建设不是修路，不是拉电网，做下水道，我说的是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我们现在有一个提法，我们要做大型的文化航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全部，所谓环境，一定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生态不能只有航母，必须还有不同的大大小小的船才能够形成生态，这也是政府做的。
政府应该做的是评估体系，评估体系就是导向，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在这个层面上是政策和产业之间的关系。政策的执行制定主题在政府层面上，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企业更多是市场需要关注。
结论怎么思考区域文化发展的政策，我对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调整、修订，我觉得按照控制论的原理叫做反馈、调节、再反馈，再调节。因为政策的好处就是要有调节的余地，法律出台以后，就有相对的稳定性，是纲化的，政策需要调整，根据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企业、市场等各方面的实践不断反馈、调节。
北京这个概念提出来全国文化中心，也是不断的调整过程当中，最近调到了大家认为的新的起点，叫做两轮驱动。以中关村的科学试验区为平台，同样一个目标在不同的区应该有不同的重点。我给北京很多区做过规划，至少我感觉到海淀是重点科技与文化关系，朝阳是文化与商业关系，东城更多文化与传承关系，我们房山的领导在这里，听了她的阐述，我感觉房山更可以做的文化与生态的关系。这种差异和共同目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说的两个动力，它的共性和个性，两方面的驱动力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健康向前发展，既符合国家整体目标，又能够体现区域个性化特征，这就是我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思考，作为我对前面两位领导发言的学习之处。谢谢！